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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生的庄稼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湖湘文化交流协会      2019-5-16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者:admin    点击:205

  

我家与二伯家的直线距离只有一百米。

在这一百米之间,有我家的一畦韭菜和二伯家的菜园。 我家菜园的前身是生产队的棉花地,水淹的时候多,菜长得没有二伯家的郁郁葱葱。从韭菜地往茶山方向是一片竹林,那楠竹是母亲多年前从别处移来的,现在已蓬勃为百来根,连着我家的屋檐和二伯家的屋檐。竹叶被风吹落时,会落进二伯家的瓦缝。

当第一片竹叶落进二伯家的瓦缝时,我就听到二伯母开始骂人了。和大多数乡里人一样,二伯母相信树叶会让黑瓦加速腐烂。二伯母骂人的声音并不嘹亮,但连绵不绝,足以让百米之外的母亲听得清楚。当然,我比母亲听得更清楚,我住的后罩房离二伯家的厨房最近。他家锅铲和铁锅摩擦的声音,碗与碗碰撞的声音,桌子移动时与水泥地面接触的声音,以及二伯清嗓子的声音都会清晰地送达我的耳朵。

二伯母骂我母亲的话,是浅显直白的农家话,无非是说我母亲做事阴险毒辣,栽竹子是存心想弄垮他家的屋,要二伯找我父亲扯麻纱,并咬着牙说出了砍掉那丛竹子的最后期限。我能想像二伯母咬牙的样子,必定是胖胖的身子倾斜出一定的角度,左手岔着腰,右手指着我家的方向。那丛竹子现在还长得好好的,每年春天冒出新的竹笋,可见二伯与父亲的每次谈判都以失败而告终。二伯与父亲除了长得不像,兄弟二人有很多共同点,谨言,怕事,在妻子面前说不上话。要我父亲去砍那丛竹子,借他一个胆子也不敢。

骂声开始之后,我总会偷偷打量母亲的表情,看母亲如何应对眼前的劣势。但母亲好像聋了一般,依然有条理地做饭,洗衣,喂猪,拾掇田地,对二伯母要砍竹子的事提都不提。这与我印象中的母亲判若两人。有一年春节前几天,我家用来过年的几只膘肥体壮的公鸡被偷了个干净,母亲站在我家禾场与菜园的交接处,朝着南西北三个方向骂了足足半个小时,声音自始至终响彻云宵,骂声中把所有小偷都送进了十八层地狱,再不能跑出来为祸人间,何况自家的竹子长在自家的山上,理在她这边。她不作声可能是怕父亲不好做人,虽然她在家里说一不二,但是二伯能在四十多岁娶上媳妇成个家,在我们高家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大家庭非常珍惜也非常容忍二伯母这个最后进门的媳妇。

我最早的记忆都来自杨家园子,仿佛它是人生这条河流的发源地,也是人生这团炸药的引爆线。

杨家园子背靠小山,面朝河流,是背山面水的好屋场,在二生产队与五生产队的连接点上,偏僻而荒芜。山上是密密匝匝的针叶杉和水杉,河流的归宿是文学书里著名的沧水,但是乡人不知,至今也没有闲人为它命名。杨家园子一共两个住户,杨家三间板壁乌黑的木屋,住着年迈的张奶奶与中年单身的儿子。我们家的房子原本也是三间,我家住北头,祖母与二伯住在南头,共用一间堂屋。一个屋场上的高家与杨家,竟然那般相似,都有一个中年单身的儿子,和一个为儿子的婚事操碎了心的老母亲。

从杨家北面下个坡,就到了渡河的桥上,年幼的我喜欢坐在黄昏时的桥头,等父亲从公社的农具厂下班回来。桥其实是一个坝,将河流拦腰切断,几扇合多人之力才可以缓慢转动的铁门,控制着流速与水位,落差形成了三四尺高的瀑布,瀑布的声响能够跳上爬满藤蔓的高坡,夜夜为我们的梦伴奏。我并不是真的等父亲,我等的是他黄布衫兜里那两个旧报纸包着的冷馒头,那是七十年代末期我唯一能吃上的零食。

我家下坡可见一口水井,井水很浅,清澈,冰凉,漂浮着绿色的丝草,可以清晰地映出挑水的人,和他头上的天空。井沿横着一根碗口粗的杉木,木头乌黑,青苔丛生,滑不溜秋。二伯不在家时,祖母就坐在二伯加盖的那间厨房里,朝着堂屋方向喊我的名字,让我去井里帮她舀一碗水,或者洗一把菜。这种默契的呼喊和应答,一直持续到我失足落水那天。除了睡在井底看到树梢上的白云,以及第二天母亲提到那口井时的怒眼圆睁,中间发生的事都被消了磁,祖母和母亲从未提过。

弟弟的出生,把我挤出了父母住的正房,父亲和二伯用土砖加了一间偏屋给我。床是他们从后山砍来木材自己动手做的,木材来不及风干就派上了用场,以致于打个滚床就吱呀作响,床板上铺着厚厚的稻草,好像整个秋天的田野都垫在我小小的身体下。屋角搁一个有盖的大木桶,木桶圆柱形,腰身粗大,用两根粗铁丝箍紧,腹中在不同的季节收藏着红薯,黄豆,花生,蔬菜种子。山脚多树,阴冷,潮湿,夏日的夜像刚刚用井水冲洗过一般,干净,清凉,有时我半夜醒来,透过微黄的蚊帐会看到木桶上盘着一条大蛇,睡得正酣。我眼里睡到木桶上来的蛇,就像一个来躲雨或是避露水的小孩,生怕自己翻身过重会惊扰了它的美梦。直到那个深夜,我被手电光和叫喊声惊醒,听到父亲喊来二伯,看到两人举起锄头,打死了一条粗壮的红花蛇。

这些都是昨天晚上打死的那条蛇生的。清晨,我陪母亲在菜园里摘当天吃的菜,她指着瓜架上挂着的几条筷子长的小红蛇,说。母亲还告诉我,如果我被那条大蛇咬上一口,就没命了,以后看到有蛇, 要喊大人。我心里不以为然,那蛇并没有咬我,它只是日日睡在木桶上陪我,若是它不咬人,还可以做我的小伙伴,母亲去田里干活之后,就再没有人和我玩了。小红蛇已经死透了,我捡来一根长长的木棍,将它们一条条从瓜架上挑下来,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土坑。农活是永远不会停止转动的磨盘,母亲从早到晚围着磨盘转,她很少停下来认真地打量我,我也不曾伸出细细的手指摸她的脸,我始终回忆不起她三十岁之前的面容,却记得那个清晨母亲的声音和表情,平淡到极致,贫穷的生活单调,呆板,机械,没有时间和心情去悲悯万物。

父亲在三十三岁娶了我母亲之后,二伯的婚事成了祖母的心病。

二伯的房间是从祖母正房后面拖出去的,偏屋,斜顶,刚够摆放一张木床,刚够一个人从祖母房后穿过去,打个拐,坐到床上。屋顶一片亮瓦,光亮渔网一般把这间屋子打捞起来。后门是用几块口鼻歪斜的木板钉起来的。打开后门,是满园的豆荚,茄子,韭菜,泥土的腥味,菜花的香味,母亲刚泼的粪水的骚味。

出入二伯家的女人都要经过我们家的禾场。看到有人跨过门槛,我就小狗一样蹿进祖母的厨房,必定会有几块棕色玻璃瓶里夹出来的奶糖,躺进一个粗笨的饭碗里,碗壁上扯着细细的黑色裂纹,像母亲大冬天在洗衣板上搓来搓去的右手。大姑父在城里的糖果厂上班,姑妈捎回来的吃食,祖母都慷慨地招待了前来相亲的女人。当我含着两块糖,鼓着腮帮回到堂屋时,正在缝衣的母亲抬眼问我:乖不乖?我用舌头理了理两块糖,说:丑。

二伯遗传了祖母的容貌,俊俏的瓜子脸,瘦瘦高高,四肢健全。他没有娶亲,是因为一个从天而降的成分,祖父祖母在一九五一年冬天被划定为地主。那年冬天,父亲八岁,二伯十一岁,并不知道地主这两个字会影响他们一生。他们跟着父母被赶出高家的大屋,看到祖父一身单衣躺在茅草棚冰冷的地面上,这个极爱面子的读书人,面对着劳苦大众的拳打脚踢,万分羞愧地服了六六六粉。小脚祖母带着五个孩子住进了专业队的一间土屋,看着孩子们长大成年,出去谋生。最脏最累的活,伴二伯和父亲从少年到壮年,他们在最热的天气把牲畜的粪便铺到田里作底肥,最冷的天气被派去山上砍雪压弯的竹子。

祖母的奶糖没有被白吃,二伯被媒人引到了另一个村子,离杨家园子十几里山路,入赘到丧夫不久的邹寡妇家。我强悍的母亲也把我家一路北搬,搬出了那些委屈心酸的记忆。我们先住进了生产队的两间危房,那是生产队养猪场解散后废弃的。与我们从前住的杨家园子相比,胜在宽敞干燥,一排亮瓦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被子里再不会钻进蜈蚣和小蛇。对母亲来说,重要的并不仅仅是住所的变化,而是我们离高家祖屋又近了一些。

见到二伯母时我吓了一跳。母亲虽胖,像那种叶片宽大厚实的庄稼。而二伯母的胖,松软,笨重,缓慢,给站在她面前的人一种压力。小堂弟未满月不幸夭折,她整个人瘫倒在地,如一地融化的雪水,再也无法收拢。接着二伯带领全家离开伤心之地,在离杨家园子两百米的山窝里修了新房,认养了二伯母姐姐家的一个男孩,单门独户,离群索居,要用寂寞与孤独掩埋丧子之痛。

穿过一大片稻田,跑过一条高低不平的山路,听到几声熟悉的狗吠,就到了二伯家的新屋。

二伯母从不理会我近乎谄媚的笑,对我亲热甜腻的叫唤,也只是轻轻地哼一声,好像这哼声是从胸腔里扯出来的,到达嘴边时已经接近尾声。在我的记忆中,她总是站在屋檐下训斥她的养子,那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没读完小学便辍学跟着二伯做农活,二伯母对他做的每件活都不满意。训完堂哥之后,暴风骤雨又朝二伯袭去。我在离他们几米外的禾场上抽风似地跑来跳去,企图从他们的眼神或表情里找到一丝不满和反抗,然后回家幸灾乐祸地说给母亲听。每次我都是失望而归,大小两个男人服服帖帖,比我这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还老实。

这与我家的情形完全相反,只要看到母亲的脸色由晴转阴,我早已逃得无影无踪,茶山里的麻雀和水沟里的泥鳅都将遭殃。当时,我总是看不起小堂哥低眉顺眼的顺从,和挨打挨骂不逃跑的怯懦,待我长大后才明白,我就算是跑到天涯海角,白发苍苍再回来,这里还是我的母亲我的家。而对他来说,他只要跑出二伯家的自留地,或许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了。他的父母抚养众多兄弟姐妹早已捉襟见肘,他回去只会加重一个家庭的贫困。

父亲在机械方面的天赋,衬托出他在农事上的白痴,双抢时我家总是人手不够。十五岁的小堂哥却如刚刚长好的水牛,浑身是劲,挑起一担湿谷在稻田间行走如飞,并非二伯母口中笨拙的少年。这个少年从江南偏僻的山村出发,独自到南方打工,成为了一家大型鞋业企业的主管。十几年的打工生活,他从来不曾提起,二伯和二伯母也不会坐下来听他诉说。每年春节前回家过年,他总是微笑着温和地与人打招呼,似乎流水线上每天十小时的劳动只是一场旅行,他十八岁到二十八岁之间那段岁月,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谜,他也从未准备揭开谜底。

堂哥买了进城工作的邻居家一栋气派的砖瓦房,搬到了离我家一百米的地方,是在十年后的一个春天。这是我所知的二伯的第六个住处。搬家那天,天气晴朗,屋旁的池塘波光潋滟,草色青青,一贯安静的父亲兴奋得有点古怪,抬完立柜又跑去背风车,大声喊我母亲去帮二伯母收拾锅碗,我和弟弟扛了几把锄头,故意晃晃悠悠地沿着窄窄的田埂走。白色和粉色的打碗花开在菜园边上,稻田之间有成群的麻雀飞起又落下,蚱蜢不时从草丛中蹿出来,吓我们一跳。

端午节我回家探望父母,二伯母又增了一层浮肿,这让她本来就胖的身体呈现出一种透明的青色,像一个装满水的薄塑料袋,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二伯母过于肥胖,不愿意拖着笨重的身子到处走,很多病就找上了她安逸而营养过剩的身体。熟悉的唠叨断断续续从窗户里传来,接着是瓷碗跌落水泥地面的声响,二伯母又在嫌弃二伯煮的粥不合口味。

二伯再也不用煮粥了,端午节过去没几天,肝癌夺去了二伯母的生命。堂哥把堂嫂留在了家里,还特意请了队里一个父亲他们的远房堂兄,陪二伯一起吃住,让他过几年耳根清净的舒适日子。有一个比亲生儿子还孝顺的养子,村里人都说二伯是个有福气的人。

平时能种田能挑水能骑自行车的二伯,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好像流逝的时光吸走了他的精神,他成了一个目光呆滞、手足无措的老人,二伯母离去带走了他的健康与神智。像两株同荣同枯的庄稼,一百天后,七十六岁的二伯跟着二伯母去了。不管在旁人看来,二伯母是怎样唠叨,挑剔,蛮横,无理取闹,但在二伯心里,这些都是他日常生活中的营养,是他与即将灯干油尽的身体对抗的力量,没有二伯母,以前那些正常播放的刺耳的曲目都不会再次响起,他的生命就变成了一个无声无色的世界。

下午四点多钟,无风,西斜的秋阳照进了二伯家的阶沿,密密匝匝的小黑瓦像二伯年轻时浓密的发。南面墙上挂的蓑衣,伴二伯度过了今年多雨的初夏,仍然等着熟悉的人再次穿上它。我静静地站在池塘边上,与一棵正在开花的紫薇并肩,目不转睛地盯着屋檐下紧闭的门窗,想像二伯突然打开那两扇淡绿色的堂屋门,喊我进去喝茶。

父亲和母亲也是一对看起来不协调的夫妻。强与弱的对比,犹如火与冰的反差,温度与颜色截然不同。

强势,强大,强烈,强壮,很多与强字有关的词语,都可以在母亲身上找到踪迹。少年时代我都是从母亲手中接过刚刚卖猪卖谷的钱,然后骑上自行车去学校报名。九十年代初送我去湘潭读大学的也是当了一辈子农村妇女的母亲。我们在傍晚才到达陌生的校园,在北山学生宿舍一米宽的上铺挤了一夜,第二天母亲便乘车匆匆离开,家里还有牲口和庄稼等着她。没有母亲的地方都不能称之为家,那不过是一栋摆放家具和农具的房子。过后,她经常遗憾地提起,没有好好看一眼我的学校。当然,还有很多词语与见识不多却坚不可摧的母亲有关,比如善良,勤劳,节俭,情绪化,能说会道。这些词语看似毫不相干,却是母亲这个个体不同的侧面。

出工一天,生产队给别的男劳力记十分,只给父亲记七分;出工一个月,给别人分二十斤米,只给父亲十五斤,他从来都是忍气吞声,不上前与人争辩,也不回家与母亲念叨。即使后来父亲承包了公社墟场上的农具厂,管着两层楼的厂房和一批俯首贴耳的徒弟,但是胆小怕事,谨言慎行已经长成了一块肋骨,与血肉相连,时间根本不能将之摘除。他的小心在母亲看来是懦弱和无能,对莫测的世界,父亲却有着自己的担忧,他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突如其来的运动,像一九五一年的冬天那样,把全家人从温暖的大屋赶到四面透风的草棚。

一辆永久牌男式自行车,帮父亲穿越从家到农具厂的十里山路,他与上学的我一样早出晚归,却没有周末和寒暑假,所有的农活都推给了母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没有任何语言提示,我就成了母亲在农活上的忠实助手。母亲牵着我的手,挑一担空的箩筐,去铁路坝的山坡上挖红薯,在母亲挖松的土地上,我像一只小松鼠,轻轻地磕掉红薯上的土,把过冬的粮食放进箩筐里。这一担箩筐,还挑回了花生,棉花,萝卜,黄豆,挑回了一个个多彩而丰富的季节。那些年里,乡野之间风雨飘摇的家,母亲带着我给土墙打撑,给茅屋加草,用潮湿糯软的新泥糊斑驳的墙,用从大队部讨来的报纸糊漏风的窗。黄昏落下,炊烟升起,父亲伴着自行车的铃声回来了,进门便看到厨房里冷着脸的母亲。他们之间的争吵,像夏天的雷雨,我不知道何时袭来,但我知道总会要来,当两人脸上的乌云渐渐浓重,正在灶前烧火的我撒腿就跑,到小河边去拾弄一大把不知名的花草,或者干脆和鱼儿不着边际地乱说一通,有时我会背上小三岁的弟弟,但更多的时候是忘记了他。

冷眼,埋怨,争吵,庸常的生活似乎都是以这样的戏码上演, 每年的剧目都似曾相识。相似的剧目演了四十年,白发覆盖了黑发也没有停止。五月,母亲切除胆囊住院,我安顿好母亲后开车去接父亲,他提出来要整夜陪护母亲,好像是对我提一个郑重的请求。母亲出院之后,翻来覆去地批评他的陪护不及格,他也只是微笑着默默倾听,没有一句解释与辩驳,全盘接受母亲在女儿面前对他的毫不留情。看着我几次欲开口截断母亲的话,他拉着我走到花草茂盛的阳台上,小声地叮嘱我:你不要介意,你妈生病了肯定会有点娇气的。

窗户缝隙间透进来的风,吹过父亲清瘦的身体,深棕色的外套下,他显得有些佝偻,脸上沟壑纵横,像家乡稻田间的阡陌。七十三岁的父亲,不管是在巨大的社会洪流面前,还是在母亲强大的气场面前,从来没有学会理直气壮。持续多年的矛盾,每天重复的争吵,撕裂了他们曾经有过的情感,甚至撕裂了他们共有的那些回忆。但是,他们仍然像阳台上的这两株兰草,泥土之上细长的叶片冷淡疏离,而泥土之下,庞杂的根系早已交错缠绕在一起,伤筋动骨也不能将他们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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