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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时光深处的心跳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湖湘文化交流协会      2019-12-8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者:admin    点击:131

 

    我们把自己的双脚放逐在大地之上,是为了行走和追梦。那些陌生而充满魅惑的地方,成为我们行走与追寻的下一个目标。而在追寻的路途中,人文景观较之自然景观,更能引发我们内心深处的震撼与感动,因为,它们并不万古常青的容颜,触之却有历史的温度。

    我就是在这样的念头的驱使下走近了茶峒。

    人们常把茶峒错认作凤凰,或许是因为写作《边城》的沈从文生于凤凰,或许是因为茶峒和凤凰都有江流宛转,青石板泛着幽冷的光,吊脚楼沉默静好,大红灯笼满含着喜气与诱惑。但茶峒睁着清澈而纯净的眼睛,小巧的身肢似乎单手就可以握住,不是在妩媚和袅娜中接受万人景仰的风情女子。如果说茶峒与凤凰有些形似或是神似,那么茶峒也只是少女版的凤凰,正在成长,但尚未长大。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感的解读中亲近了茶峒。

    古街巷:一千米色香味

    微雨初停,空气里的清凉和干净直逼肺腑,从中国边城百家书法园的腾挪跌宕中走出来,门外一株夹竹桃在雨后的斜阳里绯红着脸,好像等待丈夫归来的苗家女子。

    踏过溪流之上古拙的石桥,再拐过一道弯,便进入到茶峒古街,迎接我的是青石板、吊脚楼、封火墙,和茶峒人民安居乐业的静好。

    古街是在茶峒这个小镇的成长壮大中慢慢出现的,如一幅画卷在时光中渐渐伸展,从几户几米长大至现在我们所见的一千米上百户。街面狭窄,仅能容一辆车小心翼翼通过,太大的动静就会惊扰到街两旁吊脚楼里的人家。吊脚楼在常见的湘西风格中透着一些“意外”,那是由于清朝和民国时期外来商贾大量涌入,带来的外来文化与茶峒当地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形成了有别于湘西其他地方的建筑特色。穿行在幽深静默的古街巷中,总要被精致的雕花门窗和高高的封火墙所吸引。那些从小巧锋利的雕刀之下渐渐显形的龙凤呈祥、喜上梅梢、福寿双全图案,既是茶峒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更是一种沉于喧嚣与浮华之下的出世心态。蓝天之下巍然的封火墙棱角分明,庄严中透着一丝丝冷淡,不要指望它能够热情起来,它的职责就是隔断,当一幢吊脚楼不小心失火的时候,它可以阻断火势向两侧蔓延。

    但冷峻的封火墙还是没能隔断1956年的那场大火,在大风的助纣为虐中半条街被无情吞噬。与这半条街一同化为灰烬的,是近百座古香古色的百年木楼,成长和生活的轨迹,人生的重要物证。

    在那被大火洗劫过的地方,一幢幢吊脚楼又重新生长出来,如同第二年春天萌芽的野草,成为茶峒古街新生的孩子。从吊脚楼板壁的颜色深浅,便能够分辨出它们年岁的不同,深茶色的必然年长,深黄色的尚且年轻。不管是深黄色还是深茶色,这些板壁每年都会被主人刷上清亮的桐油,以保护它们不被虫子袭击。我将脸轻轻地贴近这些一年四季恒温的木质板壁,依稀还能闻到陈年的木头香味。

    姓唐的大爷把我领进他家的吊脚楼里,屋内有些昏暗,他指着已经发黑的板壁说,这幢老屋年近百岁,他的曾祖父就曾在这房子里生活,最热闹的时候是四世同堂。百年老屋仍然看不出衰败的征兆,深灰色的封火墙依然把头昂向蓝天,时间一天天流走了,老屋和老屋里的故事还将生动地演绎下去,让外来者体验到别处没有的风景与情怀。当历史的记号被城市化的大手一点点无情抹去之时,茶峒这些保留了历史印记的地方,我们应该致以深深的敬意与谢意。

    与现时的安静背道而驰,水运繁盛时的茶峒古街两侧,卖青盐、桐油、布匹、砂糖、粉条、炮竹和蜡烛的店铺,终日敞亮着大门。商铺客栈、酒楼茶社、青楼妓馆灯笼高挂,客流不断,从灯笼亮起闹到晨曦初起都正常不过。但不论是繁华似锦的过往,还是恬然自适的今天,茶峒古街都是一样的井然有序,抬头便看到吊脚楼上晾挂的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微风中袅娜着腰肢,与栏杆上摆放的或黄或紫的花草,高高的伸到蓝天里的封火墙,构成夏日黄昏最温馨动人的生活图景。

    游人在黑色的木门前拍照,或是对着一扇雕花精美的窗格激动,雨后深色的青石板光可鉴人,更是引得他们脱了鞋子,用一双赤脚贴近大地的心跳。吊脚楼前,坐在木椅上的老人平静地打量着这些远方的客人,目光如水,波澜不惊,似乎这是平日里早已看惯的风景。

    街口一幢木楼前摆放着一溜竹制品,无人看守,是主人田大爷用自己内心的善良推及对他人的信任。做了二十八年背篓的田大爷今年七十八岁,须发已经完全白了,精神却极好;白色的背心和蓝色牛仔裤都有些年月了,却洗得干净养眼。屋檐下排队似一排崭新的木椅,田大爷连忙搬了一把给我这个说着普通话的客人。他低声与我说着十多年前去吉首送背篓的故事,那是他炽热的过往时光。他身后的门敞开着,门内有几个人正在看电视,音量却调到极小,仿佛怕惊扰了古街上来去的行人。在他们的内心里,生长于此的他们,既是茶峒的主人,更是茶峒的守护者。

    从街角转出来的时候,天光渐渐收回了它的明亮,河街上的夜市已经摆出来了,我在临河的树荫下找了一张桌子,坐看吊脚楼里的灯笼一盏盏亮起来,等着楼里的苗家阿妹送来我刚点的啤酒和小鱼。

    古城墙: 绿意掩映下的寂寞与坚守

    “近山有城墙,临水湾泊小小篷船”。沈从文用《边城》里的文字指引我这个迟来者,去寻一段古城墙。

    古城墙卧在茶峒古码头的身后,被夏日里绿意浓浓的树枝遮去了半个身子,很容易被行色匆匆的脚步忽略。若不是因为身在热闹的码头背后,不知道是否有人去刻意寻找这仅余的一小段古城墙?一块小小的金属牌子,悬挂在古城墙深灰色的躯干上,“古城墙遗址”五个黑色的小字标志着它的身份和级数,却不见任何其他的文字讲述城墙的来历。

    山水环绕的茶峒,黄昏时夏日的暑气已渐渐消散,青石板街道上坐着纳凉的人们。古城墙下一户人家门前或蹲或坐着五六个老人,见我对这段古城墙又拍又摸的,一位头发已经花白的大爷笑着对我说,这城墙是清朝时修的,老古董了,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呢,可惜就剩这么一小段了。

    这段古城墙生于1803年,210年的风刀霜剑,担得起一个“古”字。明清两朝,中央政权经营滇黔,而茶峒凭身处三省边界、水运交通便利成为朝廷扼守西南的重要堡垒。后来由于清政府镇压苗民起义的需要,将军事机构永绥协台衙门移于茶峒,茶峒的军事地位得到突显,清朝嘉庆八年,一座青石修筑的城墙在清水江畔拔地而起。我们从文字资料中可以一窥这座城墙的基本身形:城周围长412丈,高一丈二尺,顺着山水之势而建,城墙上修筑有城垛420个,用于士兵防守和射击。如果你对“丈”这个计量单位没有概念,换算一下,就是城周长约为1374米。沿着这一千多米的城墙,分别建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每座城门上都设有一座炮台。1930年,茶峒的经济因为军事移民和经济移民突飞猛进,长足发展,为了客商、水手和居民出入方便,又在西门和北门之间增开小西门,在东门和北门之间增开小北门。

    逶迤如长蛇的城墙,巍然屹立的城楼,都归入的历史与记忆的范畴,今天我找到的城墙就是眼前这十几米,是我们经常说的断垣残墙,深灰色的身躯被挡在居民房之后,只在码头边露出一些头脸,绿色的树枝倒过来给了它最自然的装扮。

    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城墙作为防守与保卫的功用也渐渐消退,那些筑起城墙的青石城砖也另作他用。国立茶师在战火中诞生之时,茶峒人无私地奉献了曾经带给他们安全与保护的城墙。而1960年修拦河坝,人们为了五谷丰登也拆了一部分城墙砖。茶峒古城墙的命运与其他地方的城墙相去无几,抵御了风雨和战火的城墙,都会这样瘦了身形,似壮年的汉子在岁月里老去,不复当年的结实与壮丽,但它曾经的绵长与巍峨却一直回旋在茶峒人的讲述中。他们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从这里败走四川,穿城而过;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也是越过茶峒城墙,逆清水江而上。解放后,就是凭着坚固的城墙,解放军士兵与茶峒人民携手击退了进攻的数千土匪。对这段幸运留下来的城墙,即使被居民住房和荆棘杂树遮蔽,茶峒人民依然深怀着依恋与感谢,总会向来此寻找美好的外地人骄傲地说起城墙的身世与功绩。

    把吊脚楼修在古城墙边的大爷,就对城墙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情感。他指给我看西门的具体位置,告诉我西门曾经的繁华与拥挤,他经常和玩伴们在西门边的小巷子里玩耍,城墙根里卖油饼、卖糖葫芦、卖米豆腐的小贩带给过他们开心的大笑,和大人无法懂得的快乐。从大爷满怀眷恋的话语中,我看到了一位老人心底对古城墙的情怀,那是一种孩子对家园的不舍,就像沈从文先生所描述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古城墙在青年时代就像一个荷戟把戈的卫兵,日夜守护着茶峒这方小小的城镇,深夜里寂寞中听取清水江清脆的涛声。现在,被称作“古城墙”的它已然老了,残缺的身体再也担不起当年的职责,但它仍然站立在它原来的位置上,在坚持与坚守中传递着始终如一的精神。我把手按在长满青苔的古城墙上,把耳朵贴在透着凉意的古城墙上,久久不愿回身离去,好像贪念一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的情份。

    古码头与拉拉渡:渡古今有缘

    晌午早过,黄昏将至,这是夏日里最为慵懒的时刻。沿着清水江东岸的河街逆水而行,穿过吊脚楼和屋檐下静默的灯笼,我看到近岸的水里泊着数十艘小船,码头到了。

    除了一块写着“茶峒古码头”的石碑,并没有其他的符号可以证明它的身份,不像身后的古城墙,依然是清朝时留下的青砖,可以客观证明其出生的年月。但我深信这里就是2006年晋升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古码头,因为它上演着乡土中国最常见的码头风景,繁忙喧闹与画卷般的山水景色水乳交融。

    从对面过来的渡船到岸了。怀抱着小孩的年轻父亲,背了游泳圈的十岁少年,披散了一头湿发的母女,缓缓下船, 一脸的轻松和悠闲,好像坐船是他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从前在别处见过的慌忙与着急。

    这船,名叫拉拉渡。而乘一回拉拉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我用一元船费便轻易地实现了它。

    “ 桥建了,车通了,飞机上天了,飞船都上月球了,可有一只船,从久远的岁月里摇曳而来,苍颜未改……”与拉拉渡初识之前,我在论坛里看到有人给了拉拉渡这样诗意的解读。这一解读,加重了我对拉拉渡的好奇,也加速了我来寻它的步伐。

    上船,接过工作人员手中的救生衣,在船的一侧坐定,看船缓缓移向对岸。拉拉渡不知道始于何时,何人发明,却把物理学原理在木棒的滑动之间运用得出神入化。拉拉渡的船头船尾各有一个铁环,铁环紧紧扣住一根直径约为一厘米的铁索,而铁索的两端,则固定在清水江两岸的码头之上。发已花白的掌船师傅手执一个特制的木棒,中有缺口。缺口卡住铁索,来回滑动,带动船向前移去,这就是我们平日里说的“四两拨千斤”。发明了这种行船方式的那个人或许并不知道,他的这一发明契合了多年后低碳环保的观念。

    因为拉拉渡连通茶峒和对岸的重庆洪安古镇,便由两镇委派船工轮流掌船。我乘坐的这班船次的掌船人是湖南人,六十多岁了,在这江上往来了十多年。他言语不多,虽然风雨里来去,却始终一副风平浪静的表情。当被我问及用这样的工具和这样的方式操控船是否很省力时,他笑着告诉我,这木棒是用硬度和韧性都极好的檀木所制,但两个月也必须更换一个。

    船很快靠岸了。茶峒与洪安,虽然分别归属湘渝两省,却只隔着清水江这一条河流的宽度,由我乘坐的这艘木船每日里反复丈量。一元船费,便可以将人们从彼岸送达此岸。而对拉拉渡来说,船的使命就是不停地变换着此岸与彼岸,把人们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

    仅仅几分钟时间,我便从湖南的土地抵达了重庆,我的双脚停留在洪安古镇的码头上。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上写着三个墨绿色的字:拉拉渡。

    洪安码头黑色石碑上的“义渡”,让我明白这个渡口非同寻常,有别于我从前见过的任何一个渡口。

    这个渡口,有着温暖人心的故事。

    清朝咸丰年间,这个被称作“西门口渡船”的码头已有两只渡船,供行人往来江上,规矩是先交钱再过渡。而因家贫缺乏船资的穷人,就只能望着悠悠的清水江感叹。那个姓吴的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不愿继续忍受村里豪绅的压迫,他离开父母,告别家乡,想外出当兵求得一条生存之路。行至茶峒,清水江阻隔了他的行程。再三请求过渡不被接纳的情况下,年轻人只得低头来到茶峒街上乞讨渡船之资。后来,这个年轻人凭着自己的聪明与勇敢,渐渐升至“都司”一职。获得了一官半职的他,并没有忘记当年在茶峒受辱和受惠的经历,他将二百两纹银寄给茶峒协台衙门,叮嘱修造渡船,购买田土出租收谷,以作渡工薪水,对往来过渡者不收分文。

    从此,“义渡”这一称呼取代了“西门口渡船”。过往行人为感念吴姓青年的义举,特意立碑著文以记述此事,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石碑破损,不知流落何处。但有关义渡的故事却顺着时间的方向流传至今,让今天的人们仍然能够触摸到深潜于历史深处的人性温暖。

    我想,那个姓吴的年轻人,也是这个渡口上的有缘人,一如今天执意要来坐一趟拉拉渡的我。他坐过的木船早已不复存在,当年的流水也早已汇入了大海,而我乘坐的船却再一次重新掠过他当日的线路,抵达彼岸。他的抵达,像很多有志于把自己的前途交付给未知的年轻人一样,只是漫漫人生长途中的一次短暂的靠岸,他要从这里再次出发。而对我来说,这样的一次抵达不过是一个梦想的终点。

    码头上的阴凉里坐着七八个大人小孩,大笑着逗乐一条黄狗。他们把空的矿泉水瓶用力扔向清水江的激流之中,再让黄狗游到江中心叨回来,乐此不疲,仿佛这是安享日落时光最开心的游戏。黄狗身形略肥,把水瓶讨好地交给主人之后,总要喘息着用力甩落满身水珠,然后听从主人的指示开始新一轮挑战。我伫立在码头的台阶上回望时,只见又一个水瓶箭一般飞落江心。此时此刻,对岸茶峒古码头后面的山壁之上,绿草掩映之下,沈从文先生手书的“边城”二字浸在落日余晖里,红色的大字泛着耀眼的光芒。历史的沧桑与现实的鲜活,在这里组成如此完美的图画,让我一次又一次频频回首。

    《边城》里那个写满了爱恨与离合的码头却并不在这里,沿清水江而下约三里地,才是被人们称作“翠翠码头”的下码头。下码头是清朝时茶峒与洪安居民为方便生活与生产,共同捐资筹建,修造有渡船一只,渡工薪水由两岸住户以秋粮的形式支付。昔日人来人往的下码头,今天已变作一个河滩,码头已经废弃,站在滩涂上凝视暮色中的那一江烟波,仿佛正朝我的方向划来的小船便是翠翠的那一艘,只是船后那两个结实如老虎的身影已经渐行渐远,终至不见。

    洪安古镇:对岸的兄弟

    第一次登上洪安码头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指着码头上暗红色的写满标语的六角型建筑问当地人:这是什么?

    这个外地人眼里的稀罕物,名叫语录塔,在这个地方默立了四十多年,据当地人称,这样的语录塔全国仅存两座,另外一座在成都。语录塔写满了毛主席语录,还有毛主席年轻时的照片。茶峒人说从前语录塔上安装有广播,是洪安人向茶峒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洪安人说当年想要过河的人必须先背语录,否则不能过河。

    不管是历史遗存,还是后人装点,洪安确实颇具古镇的韵致。小巷里的麻条石板路被来去的足迹车痕磨蹭得粗糙不平,店铺都是枣红色底墨绿色的书法字,刚刚嫁娶过的人家门楣上贴着“之子于归”,更引人注目的是随处可见的毛主席语录和诗句,一不小心就看到墙上红底黄字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老人们都说这些字是“文革”时期留下来的,虽然风雨让这些字日渐模糊,却从没有人想过要刻意地擦掉它们。于是,它们就这样作为历史的标点,注视着洪安古镇缓缓向前。

    洪安的广告语是“情定边城,梦回初恋”,打的也是“翠翠牌”,是要唤起现代人心中初恋般久远的纯洁情感,然后与心爱的人一同来这清水江畔寻找翠翠的身影和故事。即使如此,更多的游人还是冲着洪安的红色历史而来。洪安,苗语意为“流血的地方”,其出生便与红色结下了不解之缘。1949年的那个冬天,是洪安永生不能忘记的重要节点,刘邓大军挥师挺进大西南,国民党军队固守洪安,解放军在对岸茶峒筑起防线,激烈的战斗过后,解放军强渡清水江,攻克洪安渡口。很多老人都异口同声地提到了解放军进驻洪安的那个晚上,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二野司令部,当晚驻扎在拉拉渡码头街口复兴银行内,司令部发电把整个洪安古镇照得透亮,洪安人第一次见到了电,并且深深感到光明与幸福将再一次拉开序幕。复兴银行还在,黑色的繁体正楷字显出端庄与肃穆,这里变成了二野司令部旧址,再现历史,供人参观。就在这幢白墙黑瓦的二层小楼里,当年刘伯承和邓小平是怎样运畴帷幄,决胜千里,或许只有仍然陈列在室内的旧物曾经见证。

    信合宾馆前耸立着高十余米的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纪念碑,像一把刺刀直指云天,三棱形状意为三省边界互相依靠,互为唇齿,碑文由前重庆市市长王鸿举题写,十多个游客站在纪念碑前以各种姿势留影。游人特别喜欢的另两个景观,是位于洪茶大桥洪安桥头的“渝东南第一门”门坊和“川湘黔边城”石碑。

    顺着洪茶大桥左侧的码头下行,穿过桥洞,便有一个红色亭子赫然立于清水江畔的坡地上,著名的“鸡鸣三省亭”并没有特别神奇之处,只是当地人认定这里才是一脚踏三省的地方,不仅可以一脚踏上湖南、重庆和贵州三个省的土地,站在这里还能听到来自三个省的鸡叫声,收到三个省的手机信号。一个穿灰色上衣的中年男子举着自己的手机东瞧西瞧:是不是每个省的手机在这里都算漫游呢?

    站在洪安最高处俯瞰清水江畔,只见沿着清水江美丽河湾生长起来的茶峒,形成了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小城风格。而洪安因为顺着山势生长,街巷和房屋都不免显得拘谨。有人把茶峒和洪安比如为姐妹,茶峒是深厚大气的姐姐,而洪安是天真烂漫的妹妹,清水江和拉拉渡则是姐妹间情感的纽带。

    与茶峒之间存在的差距,洪安的居民显得非常服气,杂货铺前一位大爷笑着说,洪安原本就是茶峒的仓库。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身为湘西四大码头之一的茶峒,水运和商贸呈现烈火烹油之势,越来越贵的地价与房租把商户的眼光逼到了洪安。一邓姓商户和一龙姓商户便相约去洪安动土,开辟新街, 修建仓库,带来了更多的商户与人家。1930年,洪安古镇开设商号,开辟市场,成为川黔物资运输中南地区的集散地,曾经赢得了“洪安市”的别称。现在的洪安,在时代的变迁里沉淀出属于自己的风格与特色,变身为与茶峒一样的古镇,2002年被重庆市命名为著名历史文化名镇。

    黄昏时的洪安古镇显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或许是因为那些留存下来的标语、四合院、青石板和封火墙,让人有在时光深处穿行的错觉。洪安居民骄傲地告诉我,以前镇上曾有二十四座四角天井,“文革”毁去了大部分,当我按图索骥寻到一座四角开井院落前时,只见黑色的木门紧闭,台阶前的花草开得精神十足,却不敢推门去惊扰那一院的宁静与安祥。回头在一家打着“一锅煮三省”招牌的餐馆里坐下,想尝一下网上给予鲜花和掌声最多的洪安美食,想看看这湖南的鱼、贵州的豆腐、重庆的腌菜,如何在洪安厨师的烹调下变成爽口美味。网上有一句评论,很贴切地升华了这道菜的内涵:没有清水江,就不会有“一锅煮三省”,只有清水江才能够将三地人民的情感浓缩成一锅,将三地人民的友谊“煮”到地老天荒。

    我无法从这短短的评论,寻到这个人在世界上的具体坐标,但他深刻地领会了沈从文先生的用心。沈从文没有将1934年写的小说命名为茶峒或者洪安,因为茶峒和洪安在他心里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边城。他们血脉相连,唇齿相依,密不可分,一如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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