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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嘉靖常德府志》有感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湖湘文化交流协会      2015-2-9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者:admin    点击:685
■  齐绍正
 
《嘉靖常德府志》是现存常德地方志中,成书最早,流传较广,影响颇大的一部。1964年,上海古籍书店根据宁波天一阁藏书,影印出版发行了400部,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为此,有必要对此书做一介绍。
 
常德,“左包洞庭”“右控五溪”,形势险要。其地古为荆州之域,春秋战国属楚,秦为黔中郡,汉时改为武陵郡,隋改朗州,后为武陵。唐因隋制,初为朗州,后为武陵。宋乾道元年(1165年)升为常德府。元至元十四年(1335年)改为常德路。明洪武初复为常德府,辖七县一州;洪武三十年(1397年),拨澧州、安乡、慈利、石门为岳州府领辖。常德府领县四:武陵、桃源、汉寿、沅江。
 
明嘉靖以前的《常德府志》均佚而不传。据记载,明代在《嘉靖常德府志》前,已有永乐年间常德通判陈志明和成化年间知府杨宣主修的两部《常德府志》刊刻行世,但至嘉靖朝,皆因捃摭费周而或亡佚,或残缺不齐。据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有明一代所纂常德志书,仅存陈洪谟所纂的《嘉靖常德府志》。由此可见,此书之珍贵益甚。
 
《嘉靖常德府志》为武陵人陈洪谟所纂。陈洪谟,字宗禹,弘治丙辰进士,授刑部主事,知漳州。历任云南布政使、副都御使、江西巡抚、兵部右侍郎、兵部尚书等职。陈洪谟为官勤于政事,关心民间疾苦,热衷修志。在江西任巡抚期间,曾主持纂修《江西通志》。后告老还乡,筑高吾书院(今大西门内),召集武陵贤达,广集群书,网罗天下散失旧闻,纂辑《常德府志》。
 
《嘉靖常德府志》成书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该志卷首列舆图,卷末系附录公移(即编纂始末),除卷首卷末外,共二十卷,十八万四千字,分为十志、五图、七十三传。另外,在《地理志祥异》篇中,记有大事;在《官守志》中,列有职官表。十志依次为一、地理志,二、建设志,三、食货志,四、学校志,五、祠祀志,六、官守志,七、兵防志,八、人品志,九、艺文志,十、方外志。各志的内容,又有主次之分,主者繁富,次者简省。
 
《嘉靖常德府志》迄今已有480年。问世之初,就被世人誉为“志之善”者,今天细读起来,确有独到之处,在内容上,有较大的资治、教化和存史的作用,在编纂体例上,仍有很多地方值得今之修志者借鉴。
 
一、在体例上,陈洪谟打破了旧志只设目,在目下平分的惯例。他采取了分志、目二级的方法,志下设目,条分缕析,层次分明。全书共分四十目,目下再分县序时叙述。在《地理志》中,作者设有沿革、分野、形胜、风俗、山川、城池、坊乡、古迹八目;在《食货志》下,设有户口、田赋、土贡、徭役、物产五目;在物产目下,又设了谷物、蔬菜、水果、竹、草、树等细目。作者采取分类标目的方法,对一方所有之事,随类系之。这种方法,就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横分门类,纵写史实。这结构,已接近于我们今天志书中的篇、章、节、目的形式。在篇目的排列上,作者的安排也是井然有序,层层相因,环环相扣。作者对自己的篇目排列顺序颇为满意,在凡例中,作者对此举作了深刻的阐述:“首之以地理”“继之以建设;有人必有养,继之以食货;有养而后教立,继之以学校;教立则礼乐可兴,继之以祠祀;治民事神,有司是任,继之以官守;文事武备相须,继之以兵防。地以人胜,虽所产不同,皆山川所钟,继之以人品”。陈洪谟这种排列,虽谈不上十分科学,但却是努力按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内在逻辑联系排列的。从这点上说,在当时有这个认识水平,不可不谓之善哉!同时,陈洪谟为了“明治道利民,用示劝戒”,在十志和各类目之首冠以小序,这样能提纲挈领,使人读一小序,则知其大意,了解全文。
 
陈洪谟《嘉靖靖常德府志》在体例上的另一进步,则是打破旧志的“天章冠首”,即不在卷首列那些“皇言”、“诏谕”之类的文章,而且一反当时“首重天文”、以“星野”排头的作法,开宗明义地以“沿革”作为篇首,用较多的文字纵述常德古今地域及其变化,使人开卷便知常德概貌。
 
二、陈洪谟编纂志书,非常重视资料的搜集。他认为“流光易迈,恒性健忘,倏忽之间,遂成陈迹,通都大众之中,求之数年之前,已遗其四五;穷乡下邑,学士大夫之所罕及,而欲取证于数年之前,其所遗亦多矣。志之修之,不可后也。”在编纂府志时,陈洪谟一面遍访贤老耆宿,一面“广集群书,细加聚括,凡有关于郡邑事者,悉在所录”。《嘉靖常德府志》中,收录了很多以前未曾入志的内容。如在《地理志·山川》里,对于旧志未录的沅水以及长坡、茶林等山,一并增入,并详细地记载了沅水发源地和各支流汇入沅水的情况。对于历朝官吏,旧志记载很少,汉至元以来,仅录39人,陈洪漠博采群书,对汉以来职官,“悉存于篇”。为了便于后代查考,充分体现志书存史的作用,即使对“奉命勾当于一时,虽非县令”的人,亦录于志书之中,以备检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布局谋篇上,陈洪谟虽没有打破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修志道统,但他却在有限的篇幅里,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经济史料。在物产目中,作者用一万七千字(约占全书的十一分之一)为我们介绍了14类295种土特产品,对每种土特产品的产地、特点、性质都做了说明。仅竹子一项,作者就介绍了13种之多,对每种竹子的形状、作用都作了介绍。对于江南盛产的稻谷,作者介绍了23个品种,书中记道:“粳稻有六十日可获者,有百日可获者”,早稻皆“宋大中祥符中遣使由福建至占城”取来。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研究水稻生产的宝贵资料。在《地理志祥异》篇里,作者记载了西汉至明代沅水暴溢的情况,为我们今天研究水文,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在《地理志贡赋》篇里,作者保存的西汉至明代贡赋的情况,更是我们今天研究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租税制度的重要史料。
 
三、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虽系封建官吏,但在志书的内容上,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时有反映。特别是对于明朝劳动人民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情形,更是据实而书。书中云:成化二十三年,常德大旱,“米谷甚贵,道殣枕藉”,寥寥八字,深刻揭露了社会黑暗和人民苦难。在志书中,陈洪谟还进一步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现实,书载:“嘉靖五年大旱,是年流贼张广胜、史钊等数百人四散劫掠,杀死常德卫百户杨镇。”这些,一方面表现陈洪谟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同情,另一方面,则表现了作者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对统治者发出警告。这在当时,如果没有一定的胆识,是不可能这样秉笔直书的。
 
《嘉靖常德府志》对保存常德地方历史资料,确实起了不少作用,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但由于成书时代久远,加之受历史与阶级的局限,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旧志重人文轻经济,《嘉靖常德府志》未超越这一历史局限。该书共六册,其中《艺文志》就占了近两册,从篇幅上讲,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辑存的艺文,有些并没有多大价值。
 
其次,史料未严加考证,致使舛误不少,贻误后世。这里撮录两例。其一,关于常德城,《嘉靖常德府志》载;“周赧王三十七年,楚人张若筑城”,但考《史记》、《读史方舆记要》等典籍,张若并非楚人,而乃秦将。由于该书的讹误,致使以讹传讹,影响至今。其二,《嘉靖常德府志》载:“武陵郡汉高帝五年更名雒阳”。细查原文,乃因纂辑者断句有误所致。据梁刘昭注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云:“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雒阳南二千一百里”。不难看出。“高帝五年更名雒阳南二千一百里”这一句中,应是“高帝五年更名,雒阳南二千一百里”。 
 
再次,《嘉靖常德府志》》审阅欠精,校刊有误。府志卷一载,“龙阳,以流水形势如龙,县在水之南故名”。阳,《辞海》释曰:“水北为阳”。府志中“南”实为“北”之误。
 
明代志书的芜杂,后人早有评论,清人阮元就批评说:“明代事不师古,修志者多炫异居功,或蹈袭前人而攘善掠美,或弁髦载籍而轻改妄删,由是新志甫成,旧志遂废,而古法不复讲矣。”此话对《嘉靖常德府志》来讲,虽有偏颇之嫌,但该书成书于嘉靖年间,其时精审之风已薄,加之纂辑者时间仓促,史料欠丰,缺点错误实有难免,后人论者虽不可苛求,但读是书时,不可不予注意;尤引以为据时,更应谨慎。至于书中称南宋农民起义领袖钟相、杨么为盗贼、流寇,则为其时代和阶级局限之使然耳。